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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的思考

近年来，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判决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律师代理费的案例不断出现，但是有的法院仍以聘请律师代理诉讼不是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否聘请律师代理诉讼完全出于当事人的自愿，胜诉方自愿聘请律师代理诉讼所发生的代理费支出与败诉方的违法、违约、造成民事法律关系无效的行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判决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没有法律根据为由，对胜诉方所提出的由败诉方承担律师代理费的请求不予支持。鉴于司法实践中对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和作法，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民事诉讼当事人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的经济原因。
当事人在其权利因侵权行为、违约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受到损害时，除非自己放弃权利，否则都必须通过私力救济或公力救济的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在公力救济手段中司法救济是最重要，甚至有时是唯一的手段。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代理诉讼，但是为什么会有许多当事人不自己诉讼，而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呢？这是因为：当事人若选择自己亲自诉讼，那么他(它)必须研究相关的法律，掌握必要的诉讼技能，并亲自收集证据、撰写相关的诉讼文书、参加法庭的审理活动，这一切活动必然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贻误其他的工作，从而失去一定的经济利益；当事人若选择律师代理诉讼，那么他（它）必然要支付一定的代理费用，也将会失去一定的经济利益。因此当事人是否选择律师代理诉讼，决定于自己亲自诉讼与聘请律师代理诉讼哪一种方式失去的经济利益更小，若自己亲自诉讼失去的经济利益小于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的支出，那么他（它）必然选择自己诉讼，若自己诉讼失去的经济利益大于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的支出，那么他（它）必然选择聘请律师代理诉讼。
自给自足和交换自古以来是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两种合法方式，但人类需要的无限性和人类创造能力及其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的任何需要都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得到满足是不现实的，或者是代价最大的，所以才产生了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社会分工因其能使人们的劳动熟练程度大大提高，使人们因不同工作之间转换的时间大大降低，从而使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更加廉价和丰富。经济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凡事都由自己亲自来做是最愚蠢、最没有理性、最低效、且成本最高和风险最大的选择，与他人交换产品和劳务是人们追求生产成本最小化、交易成本最小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说“我们用餐，不是屠夫、面包师、酿酒师对我们的仁慈，而是出于自利的算计。”律师职业也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当事人选择律师代理自己诉讼，以自己拥有的货币与律师交换服务，同样也不是出于对律师的仁慈，而是认为由律师代理诉讼比自己亲自诉讼更为合算。
二、民事诉讼中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的法理分析。
法律的价值是公平。公平源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交换关系，在交换过程中卖方总是希望以最高的价格卖出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买方总是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如果双方各执己见，交易将无法实现，为此交换的双方通过讨价还价达成了这样一个妥协方案：交换的价格高于卖方生产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低于买方自己生产同类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以保持双方利益的均衡。民商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这是民商法对民商事主体的基本要求，违反公平原则，给他人的民事权利造成损害的行为破坏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而司法的功能在于恢复已经被破坏的均衡状态。民商事主体的权利因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受到损害，受害的一方与加害的一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必然失衡，而失衡的利益关系不能自动恢复均衡，只能由受害的一方通过私力救济或公力救济才能得以恢复均衡，但是受害的一方无论采取私力救济，还是采取司法救济的方式都必然要付出救济成本，这种成本若不能转嫁给加害方，那么在旧的均衡恢复的同时，新的不均衡又随之产生，受害方将继续受害，这显然违背了公平的法律原则。由此可见，因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受到损害的一方，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即恢复失衡的利益关系所付出的救济成本即已经形成的损失是加害方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的必然结果，只有将这一成本即损失转嫁给加害方，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全面保障，法律的公平价值才能得到全部实现，但是若当事人自己亲自采取救济手段所付出的成本高于市场上存在的能为他（它）提供救济服务的公允价格，那么将他（它）自己亲自采取救济手段所付出的成本即损失转嫁给加害方又显然对加害方不公平。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民商事法律明确规定，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赔偿损失，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我国民商法律确定的赔偿原则是赔偿全部实际损失，而当事人因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财产的直接减少和为了使减少的财产能够得到恢复或补偿而付出的救济成本两个方面，作为加害的一方当事人赔偿这两方面的损失才符合全部赔偿实际损失的原则。因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在司法救济的过程中必须付出救济成本这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所不同的是在司法救济过程中受害的当事人自己诉讼时时所付出的救济成本主要是误工费用，聘请律师代理诉讼所付出的是律师代理费用，既然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自己诉讼，也可以委托律师代理诉讼，那么当事人就有权通过自己的精明算计，选择是自己诉讼，还是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因此当事人在司法救济过程无论是自己诉讼所发生的误工费，还是聘请律师应支付的代理费均应当由败诉方承担，但是自己诉讼所发生的误工费大于聘请律师应支付的代理费时，明显对加害方不公平，对大于律师代理费的部分应当由自己承担。
司法裁判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做出认定，二是正确适用法律。适用法律实际就是对法律做出解释的过程，在对法律解释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念和方法，一种是“文义主义”即严格坚持法律文件的字句；一种是“目的主义”即坚持法律文件制定者的目的和意图，前一种被英国法律改革家丹宁勋爵称为“严格的解释者”，后一种被称为“宗旨的探求者”。我国民商法律明确规定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损失，但确实没有在有关赔偿损失的条款中列举律师代理费，所以有的法院据此认为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没有法律根据，持这种理由的法院和法官显然是坚持法律文件字句的“严格的解释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典型的教条主义，这种解释方法只关注法律文件的字句，而无视立法的目的，显然是不可取的。法律的目的是维护公平，因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缔约过失行为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在司法救济的过程中即使胜诉自己也要承担律师代理费明显是不公平的，而由加害人承担受害方应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则是合乎立法目的的，因此是可取的。从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看，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已经被我国各地、各级人民法院的大量判例所确认，并得到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认同，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所公布的被称为2001年中国第一案、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的一、二审判决中明确将律师代理费判决由败诉方承担。
三、胜诉方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的重要意义
民事诉讼中的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公平和效率是市场经济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前提条件是市场主体身份平等、意志自由、诚实信用，而市场主体又是自己利益的精明算计者，如果市场主体经过精明地算计认为侵权、违约和缔约过失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大于侵权、违约和缔约过失行为所付出的成本，那么他将会选择侵权、违约和缔约过失行为，如果市场主体经过精明地算计认为侵权、违约和缔约过失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小于侵权、违约和缔约过失行为所付出的成本，那么他（它）将会选择守法、守约。民事诉讼中的败诉方承担胜诉方包括律师代理费在内的全部救济成本，这势必加大了侵权、违约和缔约过失行为的成本，降低了守法、守约方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有利于引导市场主体在民商事活动中自觉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更加尊重他人的权利，在签订、履行合同中更能尽到谨慎注意和诚实协作的义务，也有利于调动诚实守信的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从而使市场更加安全、活跃、交易更加顺畅和快捷；
二是有利于树立司法威信，鼓励合法诉讼，遏止恶意诉讼。判决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体现了人民法院全面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充分体现公平原则的司法宗旨，势必有利于树立法院的司法权威，也势必增强社会公众对法院的信赖感，这样有理有据的当事人才敢大胆地通过司法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无理缠讼者才会因惧怕恶意诉讼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而放弃恶意诉讼；
三是有利于防范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犯罪。胜诉方自己承担律师代理费用，势必会使一些不具备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又不愿负担律师代理费的当事人，采取铤而走险的犯罪手段实现自己的权利或对损害其权益的人实施报复，如以非法拘禁讨债的行为和因债务问题伤害或杀人的行为就是例子，而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会减少以犯罪手段实现自己的权利或对损害其权益的人实施报复的行为；
四是有利于促进律师事业的发展。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无疑会极大地调动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聘请律师的积极性，促进律师诉讼业务的发展；另外，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无疑加大了民事违约、违法和缔约过失行为的成本和风险，市场主体出于趋利避害的动机，无疑会加强对法律风险的防范措施，而律师因其具有法律服务的专业特长将会更加被市场主体所青睐，因此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也有利于促进律师法律顾问和非诉讼法律业务的发展。
白银开诚律师事务所律师魏家林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


沈阳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保障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加强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宗教活动场所，是指经政府批准正式开放的佛教寺庙，道教宫观，伊斯兰教清真寺，天主教、基督教教堂（以下简称寺观教堂）及宗教活动点。

　　第三条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一切宗教活动场所，应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登记。经过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受法律保护，并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下，由爱国宗教组织和宗教教职人员，实行民主管理。

　　第四条 任何人不得私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对未经政府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应令其解散，拒不执行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公安部门予以取缔。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经政府批准正式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

　　第六条 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在宗教活动场所的正常宗教活动，依法受到保护。宗教组织应妥善安排宗教活动的时间、规模和次数，不得妨碍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未经合法的宗教组织同意封立的教职人员和传道人，不得主持和参与主持宗教活动。任何宗教组织或个人都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传教、布道。

　　第七条 宗教活动应遵守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不得进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破坏国家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之间团结的活动；

　　（二）不得进行诈骗钱财、污辱妇女、损害公民身心健康等违法犯罪活动；

　　（三）不得以宗教干预国家行政事务、司法工作、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

　　（四）不得强迫任何人入教、出家和到寺庙学经等；

　　（五）不得恢复已被废除的封建特权和宗教剥削压迫制度。

　　第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接受信教群众自愿的奉献、布施、乜贴和献仪，禁止摊派和勒捐。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接受境外宗教组织和宗教徒的捐赠，按有关规定执行。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或名义向境外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索要财物、宗教书刊、宣传品、音像制品等。不得接受他们提供的带有政治目的和任何条件的宗教津贴和传教经费。

　　第九条 寺观教堂可兴办自养企业，服务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其经营收入归寺观教堂所有，个人和其他单位不得无偿调用和占用。

　　第十条 未经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同意，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办陈列、展览活动或设置商业、服务业网点。

　　第十一条 寺观教堂可经销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印发的宗教书刊和宗教用品、宗教艺术品。不得私自印发、复制、销售、散发封建迷信用品、宣传品和境外宗教宣传品，不得收听境外宗教广播。

　　第十二条 寺观教堂应按有关规定培养符合条件的年轻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教职人员不得私自收徒。

　　第十三条 拆迁、翻建和修缮宗教活动场所，应征得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并到房产、城建等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批准手续。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寺观教堂，按文物保护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建立治保、安全防火组织，必须配备灭火用具，并经常检查执行情况，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确保安全。

　　第十五条 境外宗教人士可以在政府批准正式开放的寺观教堂过宗教生活。境外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不得干预我市宗教事务。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未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不准接待境外来访人员，不准提供有关宗教方面的资料；不得向群众播放境外电台、电视台的广播和电视。在同香港、澳门、台湾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的交往中，应遵循互相尊重、互不隶属、互不干涉的原则。

　　第十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留宿境外宗教人士。对国内外埠宗教教职人员，应报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后，方可留宿。

　　第十七条 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实行定员管理，不得任意增减人员。定员如有变动，须报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管理组织任用、聘用、调动教职人员，接收修生、修女、海里凡，收留出家徒弟、选送安排宗教院校学生等，应征得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

　　第十八条 凡违反本规定者，由当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凡违反本规定破坏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对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第十九条 本规定实施中的有关问题，由市宗教事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