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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等功”与诽谤有何关系？
杨涛

11月11日，达县常务副县长马先奎向当地法院递上刑事附带民事诉状，将《检察风云》(上海市检察院主办)杂志社及《意源公司拍卖槌响惊八方》一文的作者丁毅推上被告席，请求法院追究丁毅诽谤罪，责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同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11月15日)
这起官司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除了因为是涉及媒体是否侵权外，更主要是跟原告的特殊身份有着关系，马先奎是现任的达县常务副县长、原达县检察院检察长。作为官员、公众人物，一方面，他享有普通公民所享有的名誉权，但另一方面，他也比一般公民更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因而，当他的名誉权与舆论监督发生冲突时，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当然受到特别的关注。
　 这桩官司因何而起呢？原来，2004年《检察风云》第21期刊登了署名“丁毅”的文章《意源公司拍卖槌响惊八方》，该文第三部分写道：“马副县长原是达县检察院检察长，当检察长时，他曾把县粮食局的某副局长等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看守所达数百天，他曾指挥把一个帮银行揽储的企业会计以贪污罪抓进监狱关得疯疯癫癫。某派出所所长将一村民打死后，他领导下的检察院还签发了对被打死者的逮捕证以平息事态。干了不到一届检察长，他便指挥办了七八件这样的冤假错案，错案办得太多，马检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据说他曾托人求市里一位领导把他调到县政府任职，那位领导说：‘连一个检察院都搞得一团糟，怎能把一个县的工作交给他搞？’但后来，还是那位认为马某不可重用的市领导点头，让他当了达县的常务副县长……。”
原告在起诉书中称：丁毅的上述报道纯属捏造，恶语中伤，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上级检察机关或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错案的结论，该杂志凭什么说是错案？又有什么凭据报道市里某领导对自诉人的评价？马在起诉书中称：自己在达县检察院工作期间，特别是任检察长以来，被最高检察院记个人一等功，被四川省高级检察院记三等功，被树为四川省“优秀检察官标兵”，县人大常委会授予“人民的好检察官”；他领导下的达县检察院被四川省检察院评为“五好检察院”，“我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国家相关机关已有结论，作者凭啥就视而不见，一篇报道就抹煞得干干净净？
从起诉书上，我们看不出原告提供了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捏造的事实。须知原告提起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状，要求追究原告的诽谤罪，所谓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以损害他人人格、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在刑事自讼中，自诉人就必须举出证据来证明被告的捏造了事实，才能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原告却只是说：“上述报道纯属捏造，恶语中伤，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上级检察机关或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错案的结论”，然而，“纯属捏造，恶语中伤”是要用证据来说话的，而“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上级检察机关或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错案的结论”更不是理由，因为如果有上级检察机关或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错案的结论，那还需要舆论监督吗？舆论监督的要义就是对国家机关可能作出错误的认定或怠于职责的行为进行监督，促使他们加以改正或积极履行职责。
至于原告举出“被最高检察院记个人一等功”等立功受奖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侵权更为荒唐，法庭并不摆功的地方，姑且不说上级机关完全有可能看花眼的时候，而且无数事实说明所谓“英模”、“劳模”并不是一辈子就只会做好事。用自己被记一等功的事实与证明被告涉嫌诽谤罪有何关系？
原告作为官员有能力也有义务在文章发表后，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启动调查程序，彻底调查事实真相，如果自己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提供给相关媒体，以回应舆论监督，澄清事实。如果在此基础上，发现作者有故意捏造事实以损害自己人格、名誉而非正当监督的目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作者的刑事和民事责任。但是，官员一旦有批评自己的文章问世，动辄提起诉讼，要被告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事实正确，作者和媒体不是司法机关，没有足够有力的调查手段，并且基于报道的时效性，其对官员的监督只能基于合理怀疑和有限的证据，必将面临败诉的局面。如此一来，言路被堵塞，而官员又可能凭借诉讼规避了在舆论监督下国家机关本应对其的调查，其违法违纪事情可能因为诉讼的进行而无人追究了，这将是舆论监督的悲哀!
在现代社会，官员是掌握公权力的人，而权力不受监督又容易滥用，舆论监督是对官员合法运用权力的必要保障，官员必须接受舆论监督，体现了权力为民有、民享。因而，官员在面对舆论监督，其名誉权要受到倒是合理限制，其名誉权的保护是最低限度的保护，这是平衡舆论监督与对官员名誉权的必须结果。所以，笔者主张，要对官员的名誉诉权进行合理限制，官员在起诉时就必须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媒体和作者的报道失实并有损害其名誉权的故意，否则法院就不应受理。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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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若干问题的函

195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


甘肃、云南、安徽、陕西、辽宁、广东、福
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我院先后接到若干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请示有关剥夺政治权利的若干问题，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分别提出如下意见，供作参考。（一）关于被判处徒刑未经宣布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执行徒刑期间，是当然剥夺政治权利还是停止行使政治权利的问题。参照中央选举委员会1953年4月3日“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第十五项关于一切在关押的未经宣布剥夺政治权利的已决犯“由于他们在监禁或羁押中，故均应停止其选举权利的行使”的解答，我们认为是停止其政治权利的行使，而不是当然剥夺政治权利。（二）关于被判处徒刑宣告缓刑未经宣布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缓刑期间有无政治权利的问题。参照“解答”第十六项关于被判处徒刑宣告缓刑的反革命分子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解答，被判处徒刑宣告缓刑的反革命罪犯，在缓刑期间无政治权利；被判处徒刑宣告缓刑的一般刑事罪犯，在缓刑期间，应认为有政治权利。
（三）关于被判处劳役未经宣布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执行劳役期间有无政治权利的问题。按前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彭真副主任“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指出：“在刑事处分中，规定了劳役和管制的处分。这两种处分对于那些可以不判徒刑，但须剥夺一定时期的一部或全部政治权利，并加以改造的罪犯，是适合的”。又指出：劳役“是过去在老解放区久已实行有效的办法”。由此可见，根据惩治贪污条例判处劳役的罪犯，在执行劳役期间应认为没有政治权利，其它一般刑事罪犯在执行劳役期间，也应认为没有政治权利。（四）关于被判处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在管制期间有无政治权利的问题。我院今年4月1日〔58〕法行字第76号“关于剥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选举权利的问题的通知”第六项已提出：“依法判处管制的刑事犯罪分子，没有选举权利”。对反革命分子判处管制的，应按照“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的规定执行。（五）关于应否在判处管制的判决书内写明在管制期间没有政治权利的问题。我们意见，在判决书内写明在管制期间没有政治权利更为清楚，但管制期间既是当然没有政治权利，在判决书内不写明也是可以的。
（六）关于判处管制的罪犯，其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从何时起算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如果是只判处管制的，其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应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算，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同时执行；如果是判处管制同时又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若干年的，则所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应从管制的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算。（七）关于我院和公安部、司法部1956年10月5日联合通知中关于由公安机关宣布管制的一般刑事罪犯，在管制期间“如果未经法院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应认为有选举权”的规定，与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中“关于被管制的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有无抵触的问题。查前者是指在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关于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以前，由公安机关宣布管制的一般刑事罪犯说的，而后者是适用于反革命分子的，两者不发生抵触问题。
（八）关于管制的最高和最低期限的问题。对反革命分子应按“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三年以下的规定执行；对贪污犯罪分子，应按惩治贪污条例一年至二年的规定执行；对其它刑事犯罪分子，也可参照惩治贪污条例的规定执行。（九）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处管制能否适用“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的规定与新的法律、法令（如“关于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等）没有抵触的，可以适用。（十）关于剥夺政治权利应包括哪些内容的问题。对反革命分子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可查照“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的规定。对一般刑事犯罪分子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目前，法律尚无规定，不拟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