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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陆与澳门不作为犯之比较

李飞


【内容摘要】
　　本文以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为基础和出发点，通过对澳门与大陆的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的现有研究的探讨及相关规定的对比，以求达到两地在相关方面相互借鉴，笔者也通过提出一些制度完善方面的建议与意见，希望鉴此能进一步填补大陆相关方面的法律空白，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
关键字：不作为 义务来源 先行行为
　　一．澳门不作为犯的相关问题
　　（一）不作为
　　在不作为的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远不如对作为认识的久远。“19世纪初期的刑法，系以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为中心，其时所谓犯罪，乃指侵害法益或侵害权利而言，故重于作为犯，所有刑法上之问题，皆与作为犯发生关系而被展开者，原则上并未有作为可构成犯罪之想法……” 所以不作为一般并不被认为是刑法上的作为。
　　现代刑法学中的不作为，“乃指负有‘应为一定之积极的动作义务，且可能为此积极的动作，但未发动为此一定积极的动作之消极的意思态度之情形言；故不作为亦称为消极的行为。” 由此得出不作为有两特点：其一，应为一定之积极的动作义务。在这个问题中就涉及到了关于“应为义务”的来源问题，后面将详细予以讨论。其二，行为人可能为某一种积极的动作，即行为人有为一定行为的实际能力。
在澳门刑法学中，不作为还被区分为纯正不作为与不纯正不作为。如澳门《刑法典》第237条（检举之不作为）。较之大陆其他地区，澳门刑法对于不作为犯的规定的较为详细这是值得借鉴的一个方面。
　　（二）澳门不作为犯的立法体现
　　《澳门刑法典》于1995年11月14日由澳门政府公布、并于199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是澳门地区第一部本地化法典，在澳门法制史上具有开创性最要意义。该法典总则的第二编“事实”的第九条对不作为犯作了概括规定。
　　第九条：
　　一、如一法定罪状包含一定结果在内，则事实不仅包括可适当产生该结果之作为，亦包括可适当防止该结果发生之不作为，但法律另有意图者，不在此限。
　　二、以不作为实现一结果，仅于不作为者在法律上负有必须亲身防止该结果发生之义务时，方予处罚。
　　三、依据上款规定予以处罚时，得特别减轻刑罚。
　　在本条中有相应问题需要解释：
　　1.“法定罪状”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某种具体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方面的要素，相当于大陆刑法典里对具体犯罪构成的描述。
　　2. “法定罪状包含一定结果”是指某一具体犯罪客观方面必须包含法律规定的由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如果没有特定结果的发生，则犯罪既遂不能成立。简而言之，就是该犯罪属于结果犯，以发生特定的结果为犯罪既遂之必要条件。
　　3. “法律另有意图者，不在此限”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不作为犯不局限于结果犯，也可能是危险犯。如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并不一定要发生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等后果，只要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性就可以构成犯罪。这时，只要不作为行为产生了这种危险，就是犯罪既遂。另一方面，是指纯正的不作为犯。如遗弃罪就属于只能有不作为来实施的犯罪。
　　（三）不作为犯之义务来源
　　构成不作为犯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应当作出某种行为而没有做，因此，判定不作为犯的关键就是什么情况下“应为”。澳门刑法典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在法律上负有必须亲身防止该结果发生之义务”。这就是说，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当作出一定的行为来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的标准是看该行为人是否在法律上负有该义务，如果没有法律上的义务，行为人就不因此而承担刑事责任。
结合相关法条，澳门刑法理论一般认为不作为犯之义务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法律的规定。如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2.合约规定或职业守则。如受雇保姆有照看小孩的义务，医生有救治病人的义务。3.行为人的行为所引起的特定危险状况而产生的义务。如交通肇事中造成他人受伤，则肇事者有义务将受伤者送往医院抢救，否则将对其不作为引致的后果承担刑事责任。4. 某种独一的状况，即行为人在某些情况下是唯一能控制、防止或排除某种危险的人时，行为人有排除危险的义务，否则行为人将承担刑事责任。如澳门《刑法典》第194条第一款规定：“在严重紧急的情况下，尤其是灾祸、意外、公共灾难或公共危险情况致使他人的生命、身体完整性或自由遭受严重危险是，既不亲身作为亦不促使他人救援从而未有提供排除危险之必需帮助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120日罚金。”
　　二．大陆不作为犯的相关问题
　　（一）不作为
　　大致相同，大陆刑法界对于不作为犯也有一定的认识。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义务，并且能够履行，但拒不履行的行为。 也有学者认为，不作为就是消极地不去实施自己应当实施并且能够实施的行为，简而言之，不作为就是“应为、能为而不为”。不作为的本质就是违反法律的命令性规范。 但是大同小异，在基本精神上基本保持一致。
　　不作为成为刑法意义上的行为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行为人负有实施特定行为的义务。特定义务的存在，使得作为与不作为行为得以区别。不作为是对刑法命令性规范的违反，其规范内容是赋予行为人实施特定积极的义务。正是由于行为人负有特定的作为义务，才使得不履行这一义务的不作为获得了刑法的消极评价，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义务成为不作为行为中违法性评价的内容和标准。
　　笔者认为，实施特定行为的义务必须是具有法律性质的义务，至于单纯的道义上的、公序良俗上的义务能否成为义务来源仍值得我们深思，就如前面所提及的大学生舍己救人的事件，那些“见死不救 ”者能否因此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显然是值得三思的问题，因为违反道义的不救助行为，同样具有危害性并且能够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甚至引发一定的责任或舆论、道义谴责。因为这将会明显扩大不作为犯的范围抹杀作为义务的限定功能。
　　2．行为人能够履行该义务。法律规范只规定行为人在主观能力上与客观条件上都具有履行义务的可能性时才去谴责行为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法律不能强求也不应该期待行为人在不具有履行义务能力的情况下不现实地履行义务。
　　3．行为人没有履行特定行为义务，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结果。也就是说，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必须造成现实的危害结果，或者要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危险犯。
　　4.不作为与作为具有同价值性。有学者认为，不作为行为被评价为犯罪的原因是，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在某种情况下具有了与其作为行为同价值的危害，即具有构成要件上的“同价值性”或者等值性。笔者认为，这种同价值性具体如何衡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所以这种等价值的评价也只能在结合具体的案件时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不能作为一种确定的评价不作为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
　　（二）大陆不作为犯的立法体现
　　我国大陆刑法典里对不作为犯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对不作为犯的研究只能依据在学理上的讨论与研究。而在学理上，我们虽然对不作为犯进行了研究，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研究还属初级阶段。与大陆相比，不作为犯在台湾和澳门现行刑法典总则里都有明文规定，研究港澳台的不作为犯，对我国大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大陆不作为犯之义务来源
　　大陆刑法典不像澳门和台湾刑法典那样，在刑法典总则中对不作为犯作明文规定。在刑法分则中，也只对纯正不作为犯作了规定，如第261条遗弃罪；第128条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第202条抗税罪；所以关于大陆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我们只能从学理界的观点中进行讨论。
大陆学理界对于不作为犯之义务来源持不同观点，有三来源说；四来源说；五来源说等等。我国刑法学的通说认为，作为义务的根据是法律的规定、职务和业务的要求、先行行为、契约等法律行为的要求等四种 ，这是从形式上对不作为犯的作为的义务来源做评价，称为“形式的四分说”。与之对应，也有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作为义务来源实质说的观点。但鉴于我国大陆来源说一般以形式说为重，所以在此就只我国的学说情况予以说明。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不作为所要求的义务并不限于刑法的规定，来源比较广泛，主要有四种情形：
　　1．法律的明文规定。如婚姻法规定，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宪法和税法规定，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2．行为人职务上或者业务上的要求。如医生抢救病人的义务，消防员有扑救火灾的义务等等。
　　3．法律行为所产生的作为义务。这里指在法律上能够设定权利义务的行为所引起的义务。法律行为主要包括合同行为和事务管理行为。如受雇为护理有病老人，就又承担维护老人健康、安全的义务。
　　4．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即由于行为人事前实施的某种行为使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他就负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排除这种危险的义务。在此，对于先行行为的性质，学界也存在不一致的意见，有人认为是违法行为；有人认为违法行为，合法行为都可以构成；还有人认为此先行行为应该限于合法行为与一般的违法行为，但不能是犯罪行为。笔者认为，对于先行行为是否是违法行为或合法行为并不是关键问题，而应该从行为人行为与义务之间的直接关系入手来分析，如果行为人行为超出了应有的合理的范围而产生了额外的危险结果，那么行为人就有防止这种危险结果发生的义务，而不是去讨论行为人先行行为性质本身。
　　三．两地不作为犯的比较
　　通过以上对澳门刑法与大陆刑法的分别论述，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地的不作为犯加以比较：
　　（一）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上
　　在以上内容中笔者已对两地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各做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两地都承认法律规定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而且对于此处的“法律”都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不仅包括刑事法律，也包括民事法律、行政法等。
　　大陆学界认为，职务上或业务上的要求是不作为犯义务来源之一，而澳门学者将其与职责合称为“合约规定或职业守则”之义务。因此，澳门刑法学界认为，职业守则也是不作为犯义务来源之一。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四十六号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已由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12年11月22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11月22日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2001年9月12日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9月25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2012年11月22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条 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区、县人民政府批准。
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或者生产特点分设若干村民小组。
第四条 村民委员会在乡、民族乡、镇、街、村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领导下，依法做好其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村民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本村重大事项，应当事先提交村党组织讨论。
第五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应当指导、支持村民委员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自治活动，帮助村民委员会成员提高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
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多民族村民居住的村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
对村民委员会成员，根据工作情况，给予适当补贴。
第七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组织村民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执行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
（三）参加编制本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草案，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后组织实施；
（四）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
（五）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
（六）依法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七）兴办和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优抚、救济、扶贫等相关工作；
（八）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定义务、实行计划生育、接受义务教育、服兵役、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依法纳税；
（九）建立健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管理本村财务，定期向村民报告财务收支情况；
（十）教育村民移风易俗、破除迷信、尊老爱幼、爱护公共财产，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促进民族之间、村民之间、村庄之间的团结互助，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十一）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推动农村社区建设；
（十二）向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村民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十三）依法完成其他应当由村民委员会承担的工作。
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守并组织实施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执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办事公道，廉洁奉公，热心为村民服务，接受村民监督。
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依照《天津市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执行。
第十条 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
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召集村民会议，应当提前十天通知村民。
需要提交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应当公开征求村民、村民代表的意见。
第十一条 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过半数的村民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对召开村民会议及作出决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召开村民会议，根据需要可以邀请驻本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派代表列席。
第十二条 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和村民代表组成。村民代表中应当有村党组织成员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表。村民代表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五分之四以上，妇女村民代表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
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不满一百户的村，可以不设村民代表会议。
第十三条 村民代表应当是依法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本村村民，并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议事能力，办事公道，能代表群众意愿与利益，有较高的群众威信。
村民代表应当向其推选户或者村民小组负责，接受村民监督。村民有权更换不称职的村民代表。更换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成员主持，按原推选方式进行。
村民代表会议成员享有村民代表会议表决权。村民代表享有对村民委员会成员的评议权、对村务的监督权和建议权。
村民代表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村民代表因故出缺的，可以随时补充推选。
第十四条 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负责召集、主持，每季度召开一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一般应当提前三天将会议时间、地点和议题通知村民代表。有五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提议或者遇有特殊情况的，应当及时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议题可以由村民委员会提出，也可以由五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联名提出。村民代表应当围绕议题广泛征求村民意见。
第十五条 村民代表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组成人员参加方可举行，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
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事项，应当及时向村民公布。
第十六条 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会议闭会期间，根据村民会议的授权行使权力。经村民会议授权，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听取村民委员会有关工作的报告，对其工作进行监督。
村民代表会议被授权的范围、时限由村民会议决定；但是有关选举和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以及法律规定应当由村民会议行使的其他职权，不得授权。
第十七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公开本村村务，保证公开事项的真实、准确、全面、及时，接受村民监督。
村民委员会公开村务，可以采取墙报、广播、会议、公开栏、电子信息等形式。
第十八条 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机构。村务监督机构可以设立民主理财、村务公开等监督小组。村务监督机构由三至七人组成，与村民委员会任期相同。村务监督机构成员向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可以列席村民委员会会议。
村务监督机构成员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中推选产生，其中应有具备财会、管理知识的人员。村务监督机构成员可以连选连任，因故出缺的，应当及时补充推选。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近亲属不得担任村务监督机构成员。
第十九条 村务监督机构负责监督村民委员会对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或者决议的执行情况，村民委员会民主决策、民主理财、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
村务监督机构依法行使监督权，发现村民委员会不执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或者决议，以及违反民主决策、民主理财、村务公开等制度的，应当及时向村党组织反映，必要时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反映，并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报告监督情况。
第二十条 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机构应当建立相关村务档案，依法按照归档范围进行收集、整理、立卷、管理，做到真实、准确、完整、规范。有关人员不得将档案资料据为己有或者拒绝归档。
村务档案应当由指定人员负责保管。
第二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实行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村民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组织实施，审计结果应当向村民公布，其中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应当在下一届村民委员会选举之前公布。
第二十二条 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应当提供必要的条件；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委托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需要经费的，由委托部门承担。
村民委员会兴办、管理本村公益事业所需的经费，由村民会议通过筹资筹劳解决，也可以由村集体经济负担；经费确有困难的，由人民政府给予适当支持。
第二十三条 新当选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应当接受任职培训。村民委员会成员在任期内每年至少接受培训一次。
第二十四条 市民政部门负责指导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培训工作。
区、县民政部门负责组织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培训工作，制定、实施培训计划，总结交流经验，推广先进典型。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按照区、县民政部门的要求，做好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培训工作。
第二十五条 辖有村的区、县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履行本办法规定的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相应的职责。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