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可以责令被告人赔偿经济损失但依据的不是法律——因正义网一文与肖中伟同志商榷/王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5 03:05:12 浏览: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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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可以责令被告人
赔偿经济损失但依据的不是法律
——因正义网一文与肖中伟同志商榷
山东省临邑县检察院 王健 刘宗胜
关于人民检察院能否责令被告人赔偿经济损失，存在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赔偿经济损失的决定，只能由人民法院作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刑法第三十七条是供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裁决的法律依据，即：有权作出这些决定的机关，只能是人民法院，而不是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另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对于不起诉的被告人，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可以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其理由是：
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二款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一决定给予人民检察院执行《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权限，人民检察院既然有执行《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权限。那么，在对被告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当然就有给予被告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的权限。
2、如果，检察机关只能作出不起诉决定，而不能作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建议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等决定，那就割裂了《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统一性，不符合法律精神。
3、如果，检察机关只能作出不起诉决定，不要求被告人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建议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不利于教育那些被不起诉的被告人。所以，《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既适用人民法院，也适用人民检察院。
（详见《检察日报》正义网 2006年1月5日， 作者:肖中伟）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1条明文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得，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连同不起诉决定书一并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刑法》第三十七条是对实施了犯罪行为但被免于刑事处罚的犯罪分子规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适用本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二是犯罪人因犯罪情节轻微被免于刑事处罚；三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又需给予恰当的处理，并不是对所有由于犯罪情节轻微而被免于刑事处罚的犯罪分子都要适用本条规定的处理方法。
根据不同的内容可以将本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人民法院直接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另一类是由人民法院建议有关机关适用，包括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
综上所述，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责令行为人赔偿经济损失。但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
1、适用对象不同。前者的适用对象是依法被免予刑事处罚的人，即定罪不处罚的犯罪分子；后者的适用对象是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不起诉的被不起诉人。
2、适用的依据不同。前者的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而后者的依据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3、行为的效力不同。由于前者依据法律做出，因而具有强制执行力；后者依据的是检察机关的内部规则，对内具有约束力，但对外没有强制执行力。
（05340——3011638）
关于保险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补充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保险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补充通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保险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6〕38号）的规定，现将保险企业有关纳税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以法人为纳税单位，分别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中保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保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向国家税务总局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中保（集团）公司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非保险经济实体仍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根据国务院国办通（1995）31号文件规定，从1996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内业务净收入不再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五五分成”的办法。据此，其所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分公司原国内业务利润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办法同时停止执行。
四、中保（集团）公司所属各子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后，按应纳税所得额上交中央财政22％的利润分别通过集团公司上交，年度上交计划由财政部核定下达。
五、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由总公司统一向上海市国家税务局缴纳企业所得税。
以上规定自1996年1月1日起执行。
1996年10月8日
（一）补偿原则
法的原则决定着一项法律制度的基本走向,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以及国际刑事法发展的趋势,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当确立以下基本原则:1、效率优先，程序从简的原则。对于急需救助的被害人,进行应急补偿;对于案件久拖不决的,进行临时补偿。2、以人为本，有利于被害人原则。在难以确定赔偿额的情况下,天平的砝码应当向被害人倾斜,而不能向罪犯倾斜。各种补偿宁多勿少。如果补偿额大,可以发挥防止犯罪的功效,其超过标准数额的部分具有惩罚的性质;如果补偿额不足,必将引起某种恐慌。就惩罚犯罪而言,补偿额不足意味着罪恶获得了胜利。3、政府为主，多方援助的原则。
(二)补偿对象和条件
鉴于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必须对国家补偿的对象予以限制,应以补偿能解决被害人之迫切需要为条件。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对象限定为无辜的、遭受严重暴力犯罪的被害者及其近亲属为宜。关于财产损害,比较而言,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相对要轻,并且,财产损害的恢复没有人身伤害那么迫切,可以延迟,等待赔偿。不过,等以后条件成熟时,应考虑将被害人的财产损害纳入其内。
补偿条件是国家进行补偿的重要依据,各国的法律性质不同,补偿的条件也就相应的有所不同。根据我国的客观现实情况以及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笔者认为,被害人只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方可获得补偿: (1)被害人对自己被损害的结果无过错或者承担很小的过错。 (2)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不具有亲属关系。(3)被害人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而造成了生命、健康的极大损害。(4)被害人无法从犯罪人那里或通过其他途径得到充分的补偿。
(三)补偿范围和补偿金的来源
补偿可分为物质损害补偿和精神损害补偿。对于补偿金额大小各国规定也不相同,但一般都规定有上限和下限:规定上限的目的在于控制经费预算,减少财政负担,而规定下限的目的在于避免小额诉讼之不经济。鉴于补偿金具有“慰问金”的性质,加上我国经济条件有限,因而数额也不宜过高,应借鉴美、英等国采用最高限额制。
补偿金的来源是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重要方面。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实施补偿制度的资金来源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拨款,现阶段补偿资金可有以下几种来源: (1)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预算拨款(这部分财政拨款可由国务院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拨款的适当比例); (2)没收犯罪人的财产; (3)对犯罪人所处的罚金; (4)监狱等劳动改造机关在犯罪人服刑期间所创造的部分劳动收益; (5)法院收取的部分诉讼费; (6)通过发行福利彩票募集的部分社会福利基金和社会各界的捐赠。
(四)补偿的裁定机构和程序
被害人补偿的裁定机关因国而异,在我国,我们认为法院作为被害补偿的裁定机构较为合适。理由包括:(1)法院是刑事案件的最终裁判机关,它使案件有了最终结果,已确定了被害人。案件在公、检机关时,因为没有最后结果,被害人的构成尚无定论。(2)审判人员熟悉案情便于确定补偿的数量。(3)审判机关有审级设置,可采取两审终审制,这样也有利于对裁定的监督。
为防止被害人在国家补偿程序中再次被害,应当建立方便、快捷的国家补偿程序,使符合条件的被害人都能够得到正确、及时的补偿。基于国情,我们可以将我国的补偿裁定程序作如下设定。笔者认为,我国的国家补偿程序具体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权利告知(2)申请 (3)调查 (4)决定 (5)执行 (6)救济。
（四）国家救济的公开与监督
救助公开与资金监管。一是将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情况定期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二是纳入审计部门审计的范围,定期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错误救助的纠偏与。各国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都规定了错误救助情况下受益人的救助金返还义务。我们应当借鉴这一规定。导致刑事被害人救助出现错误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而:一是救助的建议和决定机关错误给予救助;二是不应当获得救助的人以不正当方法获得救助。检察机关发现错误救助的情形后,及时向政法委相关管理机构报告,要求被救助的刑事被害人返还救助资金,并要求追究以不正当方法获得救助者的相关责任。
正如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勒鲁所言,“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通过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架构以矫正被破坏了的正义,平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使其恢复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至于因受害而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有利于防止和避免被害人逆变,从而控制社会犯罪总量,建立起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和稳定的预期,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衡平。
参考文献:
[1] 粱玉霞.刑事被害人补偿刍议[J].法学研究,1998,(4).
[2] 张亚军,翟海峰.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分析，河北法学，2009，（3）
[3] 沈红丽，对构建被害人长效专项补偿机制的探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7）
[4] 杨正万.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